“提到农民工千篇一律都说‘素质低’，这是一个严重的‘污名化’。说你素质低，并不仅指某一方面不行，而是说你什么都不行，把你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

    “企业目前还没有把农民工看作可供开发的人力资源，只是当作配合机器运作的必要人员而已。新生代农民工除了收入之外，更看重的是个人发展的空间。”

    “农民工依然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虽然有了全国农民工代表，但我们真实的声音和诉求依然难以常态理性地听到，这里需要从制度变革的方面需求机制的突破。”

    农民工问题时常触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农民工本身在自己的问题上却鲜有发言权。上述发言正是来是来自农民工代表。

    今天上午，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上，五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农民工代表走上了国家级社科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国社科院，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新生代农民工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他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辛酸苦辣、所思所想。他们中间有的人慷慨陈词，有的人因第一次走进高等学府，在专家学者面前发言稍显紧张。

    “我今天的发言是我在来北京的火车上写的，可能有点烂……”来自浙江的安徽籍农民工代表、打工文学作家李明亮刚走上讲台时说。

    “也许你们城里人看着赵本山的节目觉得很好笑，可我看着有时候有点不舒服，我们并不都是那样的。”来自湖南的农民工代表赵枫生说。

    五位青年农民工用真实的故事、透彻的思考、不屈服于命运的奋斗精神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劳动就业、居住环境、城市排斥、社会保障、精神文化、自主创业等不同方面，以个案解剖、人生经历、古今对比等多种方式，表达了对青年农民工融入问题的看法。

    赵枫生，湖南永州人，2007年来北京，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给小区送过酒、送过水。2009年召集来自22个省、52名农民共同联名向民政部递交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申请，成立枫生农民研究所。2010年1月，他创办“农民中国”(www.nmzg.org )网，没有专门经费支持，完全靠自己的经历和热情维持运行。

    赵枫生认为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状态面临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首先是住宿差。他曾在北京海淀区，“12平方米的房间里4个高低床8个床位住了9个人”。第二是营养不良。干得是重体力活，吃得却是馒头白菜咸菜。“做过服务员的可能都比较清楚，服务员偷吃剩菜是比较普遍的事情。”第三是业余文化生活单调。除了睡觉，就是偶尔去网吧打游戏。第四是心理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农民工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而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它延续的依然是身份和歧视的人群等级标签。”赵枫生还谈到了他对“农民工”这个词的理解，农民工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是农民身份等级标签的延续，不管你是干服务员、保安、保姆，小摊贩，建筑、销售，都是一个相互补充的称呼。农民工具体个人的边界在模糊，但农民工的底层本质没有改变。“农民工二代”的出现，更在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固化的残酷。

    李武歧，笔名无奇，陕西宝鸡人。2004年春节后到温州、宁波、杭州、湖州、金华、上海、嘉兴等地打工。现居浙江海宁。热爱文学，文字多描写底层民众的当下生活，散见于《天涯》、《诗刊》、《北京文学》、《南方周末》等刊物。约一万字的纪实散文《江南私企打工手记》入选《2007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等选本。

    李武岐以一个朋友阿水的5年打工经历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青年农民的生存状态。“阿水的经历，我们表面看到的是盲动，实则是无力的抗争与无奈的接受。农民工之所以具有高流动性的族群特征，首先的原因是无法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安居。”李武岐认为稳定就业和安居是农民工自我发展的基础，只有农民工的自我发展与企业、地方经济发展同步，农民工才可能真正融入城市，这需要企业、政府和农民工的共同努力。

    “老一代农民工对收入非常敏感，而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的是在城市的个人发展空间，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希望企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福利和文化设施。加强职业培训，培养他们与产业升级同步的技能。让他们拥有休假的合法权力，加强情感价值认同和人文关怀。”李武岐说。

    郑建伟，重庆人，大专文化。1995年外出打工至今，先后做过清洁工、外企技术职员、集团报执行编辑、杂志特邀记者、酒店品牌文化宣传经理等职位。重庆市作协、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先后在《中国青年》、《农村青年》、《重庆日报》、《浙江日报》等200余种刊物发表各类文字作品。曾荣获团中央等单位举办的首届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优秀奖等多个奖项。

    郑建伟以“不要做一个吃‘青春饭’的新民工”为题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高中毕业的郑建伟离开重庆，到深圳打工。高中毕业没有一技之长，无奈成为一名临时清洁工。他回忆起第一份工作时的情景，凌晨4点多去深南大道清扫道路，因近视看不清楚路面而“忽略”了垃圾，被同事说成“偷懒”，委屈的泪水忍不住留了下来。他知道，一个人漂泊在外，要改变生活状态，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于是，工作之余他开始漫长艰苦的自学大学文凭之路，终于走上了向往的管理岗位。

    “不断的学习是成功的关键。”郑建伟认为，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有的从流水线的普工，提升到办公室成了“白领”，有的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从而最终踏上通往成功之路。而那些只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为趁着年轻吃‘青春饭’得过且过的农民工，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城市找不到自己的立脚之地只能最终离开，把自己的生活道路越走越窄。

    “新生代农民工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上QQ网聊，爱打网络游戏，差异越来越小。而且农民工更有上进心，对工作的满意度比城里人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迁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高文书说，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大特点，从寻求生存到寻求发展;从就业到创业，追求在城市有一个职位;从流动到定居。据调查，只有1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愿意返回农村，留在大城市体面的生活是他们的目标。

    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长期从事流动人口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呼吁，应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更加平等的社会竞争机制，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保障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的制度环境，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基本的公民权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保证。”王春光说。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民工’这个符号本身的含义也在改变。农民工问题的特殊性越来越不明显，它和城市工人等各类问题越来越融合在一起，差异在逐步缩小。针对农民工制定的特殊政策越少越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迁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院张展新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所副所长王舟波在发言中表示，农民工在城市仍然处于无根基状态，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是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解决农民工的现实途径是把农民工往非中心城市引导，着力点应放在省会、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